黄镇（1909～1989）安徽桐城人。1927年毕业于新华艺术大学。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历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和民运部部长。
黄镇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也是名闻天下的“将军外交家”。在“文革”中，当有人提出“打倒”他们尊敬的老领导、外交部长陈毅时，他们公开贴出了反对的大字报，他们因此被造反派打成了“耿黄反革命集团”。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两人都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谁保护了他们？有什么新的使命在等待他们？请读本文。
造反派的“下马威”
事情得从1967年初说起。外交部决定驻外使馆人员分两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黄镇在法国当大使，耿飙在缅甸当大使，他们都曾在外交部当过副部长，是高级别的大使。
当耿飙从仰光回到北京时，造反派在机场直接把他拉到外交部的一个房间，逼他“交代”。耿飙要先向部领导汇报工作情况，造反派讥讽道：“什么向部领导汇报，你还想搞反动路线那一套！告诉你，现在是在搞文化大革命，你必须接受革命造反组织的审查……”
另有人呼应：“对，你必须老实交代在驻缅使馆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不，是罪行，所犯的罪行！”
耿飙顿时心头火起，反驳道：“大使回国述职，向部领导汇报工作，这是合情合理，一贯做法，怎么叫反动路线？我在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但是绝对没有什么罪行！”
造反派威胁道：“你还要交代在任副部长期间是如何执行‘三降一灭’资产阶级外交路线的！”
耿飙说：“我在外交部工作中执行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是无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没有执行过什么‘三降一灭’的资产阶级路线，所以，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黄镇回到北京的第二天，造反派就让他背语录，接着留学生开批斗会。黄镇承认自己不民主，他们都笑了，以后还让黄镇和他们一道去天安门照相留念。
黄镇回到家里，扇着鹅毛扇，轻松地对夫人朱霖说：“这些小同志不挺好的吗？”
“嘿，你刚回来。不知道，留学生们还算好，造反派就不简单啦。”朱霖急切地告诉他，“你等着吧，‘好’的还在后头！”
果然，在外交部墙头上已贴出一张“勒令”：我战斗队勒令黄镇：1.自回国之日起，必须低头认罪，老实向革命群众交代，揭发、检查、批判刘、邓、陈外交部党委及其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罪行；2.黄必须每天劳动一小时，随时听候我战斗队的批判，服从我队一切调令，一切行动必须向我战斗队汇报，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令！丛中笑战斗队1967年7月24日。
从此，他们便开始了被审查、被批斗的苦难历程。8月7日，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把祸水引到了打倒陈毅上。极左势力趁机篡夺了外交部的大权。
耿飙经常被叫去问话，先是就刘少奇访缅纠缠不休，见捞不出什么油水，便把目标转向陈毅。他们问耿飙：“既然你说刘少奇没有到使馆来，那么代表团里谁到使馆来了？”
耿飙想了一下：“陈毅同志到使馆来……”
还没等耿飙说完，造反派急不可耐地追问：“他对你讲了些什么？快交代他说的黑话！”
耿飙恍然大悟：原来他们真正的目标是陈毅。于是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耿飙沉着地说：“陈外长到使馆来对全体工作人员作了报告，主要是讲如何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我听不出有什么‘黑话’。至于我本人，陈外长只是询问了使馆情况，并没有讲其他的话。”
使馆学习班连续开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首先逼黄镇表态。“你为什么不揭发陈毅的问题？你对陈毅到底怎样看？讲吧！”“关于陈毅同志的问题，”黄镇说，“我不是已经表过态了吗？我听中央的，听毛主席的。”“你这是耍滑！”造反派负责人冷笑道，“树倒猢狲散，陈毅完蛋，你们统统完蛋！散会！”
黄镇冲着谢富治大喊
外交部“夺权”活动在节节升级。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脖子上都被挂了黑牌子，押到王府井“示众”。周恩来闻讯，叫谢富治把他们找回来，谢富治竟当面顶撞。造反派把矛头对准陈毅外长，几次要在外面拦车，拉去批斗。总理就让陈毅住到人大会堂边厅休息室。
造反派还是在大会堂召开批斗陈毅的大会，“勒令”各使馆领导夫妇必须参加。黄镇看见台上的陈毅紧抿双唇，心想今天凶多吉少，一看见陈总旁边坐着谢富治，心里才踏实一点。他想公安部长至少可以保护陈总免受人身攻击。
造反派罗列陈毅的“罪行”，连带着黄镇夫妇等一起批。一个穿背心的家伙噌地跳上台，一把抓住陈毅的衬衣，举手要打……黄镇腾地从座位上站起，颤动的手指指着主席台，厉声喊道：“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你怎么不管！”
谢富治装聋作哑。这时，警卫人员一挡，急忙把陈毅搀到后台去了。
朱霖把黄镇拉到座位上。他伤心地喃喃道：“本来我们是一个部队的，谢富治太不像话了！”
“合谋”写出大字报
由于连日的折磨，耿飙不久就病倒了，经医生诊断为急性肝炎和肺结核，但造反派说他是装病，不让他去住院。后来还是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立即到三O一住院，耿飙这才住了医院。可只住了十多天，尚未痊愈又被赶回去，继续接受批斗。
本来耿飙与姬鹏飞、曾涌泉、罗贵波4个副部级干部住在东交民巷外交部宿舍的一个院里，也被说成是“修正主义”，勒令限期搬家。
耿飚被造反派赶得无处居住，只好和夫人赵兰香挤到黄镇家楼上。两家都是八九口人，根本住不下，耿飙就让已成家和有地方去的孩子们搬出去住。
老大使们开始在食堂里议论外交部的问题和周总理的处境。
耿飚和黄镇商议着：“造反派能写大字报，我们为什么不能写大字报阐述我们的观点？”“对！”黄镇赞同地点点头，“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起草后，给其他大使们传阅，赞成的可以签名。听说几个司局级干部也要写，我们跟他们一起写吗？”
耿飙说：“不行，还是分开写好，我们先写先贴，他们再写再贴，先后呼应配合，显得更有声势。也免得造反派说是我们逼迫他们干的。”
于是，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写起来。写好后，在大使们中传阅，同意的签名。仲曦东等同志又作了修改、补充。最后，当这份大字报贴出时，上面签名的共有26人。
11月12日，由耿、黄等26位大使签字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外交部墙上，大字报反对“打倒陈毅”的口号，反对“把17年的外交工作说得漆黑一团”，指出：“王力‘八·七’讲话这株大毒草出笼以后，我部竟发生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大量窃失核心机密，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白色恐怖，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犯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错误和罪行……”
1968年初，91位司局级干部也写了批判极左思潮和保护陈毅的大字报。
“中央文革”立即抓住不放，斥之为“二月逆流”新反扑，说后台是耿、黄。有人揭发陈老总接见大使时说了“极端反动”的话，把黄镇拉去证实。一个造反派头头腰扎得像细腰蜂，嗡嗡嘤嘤地问：“你听过陈毅说文化大革命是‘动辄得咎’的反动言论吗？”
黄镇心里格登一下，他知道肯定有人告密或说漏了嘴，但表面上很平静：“没有。”“你去开会了，你怎么会没听见？”黄镇欠了欠身子：“我耳朵不好使，坐得又远。”
造反派不耐烦地鼓起眼珠子：“你别的话都听见了，怎么唯独这句听不见？你还是承认吧，来，签个字。”造反派把笔和纸伸过来。
“我就是没听见。”他顿了一下又说，“我只上了一趟厕所。”
造反派鼻孔里一哼：“既然你对厕所那样有感情，一到关键就去，好，那你每天去刷厕所，也打打你的官气！”
造反派在黄镇面前碰了钉子后，又转而逼问耿飙：“幕后策划人是谁？你老实交代！”
耿飙缓缓答道：“策划人倒是有，但是不在幕后。”
“在哪里？是谁？”造反派大为惊喜，以为耿飙屈服了。
不料耿飙指了指自己，说：“策划人就是我！”
造反派恼羞成怒，又大声叫喊起“耿飙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老调来，接着加强了对他的“专政”，还加重了他的体力劳动。
黄镇每天早上8时，来外交部打扫厕所。他干得极其认真，蹲在潮湿的便池上，用去污粉用力擦洗尿碱，腿脚蹲得麻木了，便站起身来活动一下，然后又蹲下去继续干。造反派并没放松对他的围攻。10天里要批斗3次。每次批斗会上，都厉声喝斥，连连逼问，黄镇被强迫低着头。慢慢地，他耳朵里混沌一片，他闭上眼，让嘴对着心大喊：“主席啊，你可知道你的老兵正在挨‘小兵’的整，整得狼狈不堪……”
随着耿飙、黄镇的问题上升到“耿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天天上台挨斗，在他们之后签名的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4位大使，被扣上了“耿黄反党集团”的“四大金刚”的帽子。造反派呼口号，耿飙、黄镇等挨斗的人也随着举手，可是喊到“打倒耿黄反党集团”时，他们就不举手。
造反派冲着他们喊：“你们为什么不举手！”
黄镇低着头：“我没有权利打倒自己。要是主席、总理说打倒我，我马上举手！”
意外当上中央委员
9月1日，周恩来出面讲话，指出外交大权不容旁落，外交部要“批极左，抓坏人”。形势缓和了一点。耿飚、黄镇等26位大使上书周总理后，周总理马上接见了他们。
毛泽东在得知耿飙、黄镇因写大字报而被打成“反党集团”后表示：他们反对打倒陈毅，这没有什么错；他们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王力的讲话，那不但没错，而且反得对，反得好。什么“反党集团”，又是什么“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简直是乱扣帽子。
那时法国使馆又闹起“政治风暴”。连毛泽东都急了，问周恩来：“快让黄镇去管一管呀！”周恩来面有难色：“他还没解放呢。”“快让他解放呀！”
1968年9月18日，军代表说：“毛主席让解放黄镇。但必须作深刻检讨，斗私批修，取得造反派的谅解，然后才能恢复工作。”军代表找他谈，要他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黄镇就是不承认，提出要么照过去检查的稿子念一遍，要么不讲。军代表就让朱霖帮助做工作。可黄镇一检查，只承认不民主，不讲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黄镇好不容易过了关。不久，耿飙也从“牛棚”解放出来。
1969年4月，“九大”正在加紧筹办。有一天，耿飙忽然得到通知，作为外交部的党员代表去参加“九大”。“九大”公报发表后，外交部人员敲锣打鼓上街庆祝，黄镇也在行列里。忽然有一个人告诉他：“黄大使，祝贺你当选为中央委员。”
黄镇不信：“我当什么中央委员，我连大会都没参加。不要弄错。”
“广播里都广播啦！”
“你肯定听错了。大概是王震同志……”
5月6日，也就是“九大”闭幕后的第12天，周恩来专门找耿飙谈话。他说：“中央决定派你去任阿尔巴尼亚大使，过几天还要派黄镇去法国复任大使。派中央委员去任大使，表明我国对发展中阿、中法关系的重视。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
毛泽东、周恩来的重托
11月11日，黄镇去机场为中国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送行。一些政治局委员和各部领导都到了，群众也有两千多人。黄镇不爱抛头露面，一面随着人流往前走，一面放慢脚步。这时一只手推了一下他的背。他回头一看是总理。总理嗔怪地：“你怎么不往前去？”
黄镇笑笑：“人多……”
周恩来把他往前推：“人再多你也应该到前面去！我们重返联合国，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没有你在法国同十几个国家谈判建交，为我们举手的人会少掉许多……”
到了1973年3月，轮到别人为他送行了。蓬皮杜总统夫妇、外交部代理部长贝当古夫妇都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午宴。在所有的赞辞之中，马尔加什驻法大使、亚非使团团长拉西玛玛加在亚非使团为欢送黄镇所举行的午宴上的讲话最感人肺腑：“我不是向一位将军讲话，这位将军是一位爱国者，他为了他国家的独立真正进行了战斗……我是向一位大使讲话：我回忆起9年前你到达巴黎来，是担负着如何重大的使命。当时，你们国家的处境是困难的，对你们存在着不信任。但你和你的夫人，由于你们的耐心，渐渐地，你们使大家了解了你们的国家，了解了你们国家的真实面貌。”
“我们希望你继续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在毛泽东身旁的代表。”
他离开了巴黎。巴黎的报纸还在纷纷议论他。《世界报》最为详尽：
在65岁的时候，黄先生要退休还是太年轻了。在北京，人们对他将来的职务有很多猜测。困难在于，这个安徽从前的小农民变成了游击战士，占有过各种不同的重要岗位，以至不能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答案。以前曾当过外交部副部长，他是否会在北京去加强这个由于外交任务突然增多而目前负担过重的班子呢？人们也可以认为，万隆会议参加者，熟知亚非会议的黄镇将军可能有意地为一种明显地针对第三世界的对外政策服务……然而，最经常地被人们提出的设想，是大使可能去领导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北京需要在美洲有一个有分量的人物。中央委员、老党员和老外交家，黄先生可以与布鲁斯先生媲美，而他与沃森大使的巴黎会谈使他为这个任务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