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和书院藏书的大发展应该说在宋代。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宋代的书院已大量招员授学，众多学子的就读造成对图书需求的剧增，这是书院藏书发展自觉的也是主要的原因。其次，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书籍得以大量生产，流向社会，也为书院藏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三是书院自身开始较大批量地出版发行图书，此举反过来刺激了院藏图书的增加。宋代书院扬名天下，这一时期的书院总数，达七百十一所，其数量之大，远不是唐五代时期之三四十所可以比拟的。其分布范围，以江南地区比较密集，其中江西最多，浙江、福建、湖南次之。 宋代浙江有“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誉。 唐中期以后，特别是宋室南渡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江浙一带逐渐成为我国经济、文化中心。南宋浙江地区书院的发达，不仅表现在数量上的大幅度增加和规模的扩大，更主要的表现在活动内容的丰富。书院藏书即是其时日趋成熟并充满活力的重要标志。 书院自产生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学生的读书，自然也就视藏书为书院之必不可少。书院藏书的目的主要为服务于书院的教学活动。书院藏书利用的这一特点，正是它区别于古代其他"重藏不重用"的藏书机构的优越之处。南宋的有些书院藏书就已经非常丰富了。据光绪《浙江通志》卷二十八卷载：南宋初年蒋友松在浙江东阳创建南园书院，"藏书三万卷，宾硕儒以教其族党子弟"。 此时书院藏书的品种呈多样化。除了书籍之外，名人手稿、遗著、石刻拓本等也成了宋代浙江书院所追求的目标。据楼钥《东莱吕太史祠堂记》中记载，丽泽书院就谋求过收藏号称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的手稿，称其："又欲前为一堂，扁以丽泽书院，以存公之旧，且为后来讲习之地；后为遗书阁，以庋平日所著书，如《大事记》、《读诗记》、《闺范》、《近思录》、《春秋》、《尚书讲义》、《家法》、《祭祀》及他书之未成者，皆可以传远垂后，而工费尤未备。"（宋楼钥《攻媿集》卷五三）其时在嘉定元年（1208）。值得注意的是，遗书阁只收藏吕祖谦一个人的著作及手稿，实开现代图书馆名人专有藏书之先声。至宋理宗时，丽泽书院之藏已相当丰富。书院除自刻吕祖谦的《新唐书略》外，特别是在绍定三年（1230）刻印的司马光《切韵指掌图》（2卷）至今犹存，成为宋版"书院本"中珍品。 （《东莱吕氏家谱》关于丽泽书堂《乾道五年规约》和丽泽书院的记载 (照片 见《金华县教育志》) 宋代书院所藏图书数量、品种既多，自然就要修建专门的建筑来收藏。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书院藏书楼、阁。如在金华有丽泽书院遗书阁。在东阳有"东阁"，系南宋绍熙年间高塘书院的创建者吴崇福（女）所建，庋书万卷。在慈溪有杜洲书院书库。据全祖望《杜洲六先生书院记》称：院中"有书库，有祭器，门廊庖湢，纤悉毕备。"（《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藏书楼的建立，说明藏书已成为书院的一种事业，它和讲堂、寺宇一起成了书院讲学、藏书、祭祀三大事业的标志。 书院藏书的来源有多种，私人捐置是宋代浙江书院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书院的本质是私人筹资兴办的学校，该是有银捐银，有田捐田，有书捐书。宋绍兴年间，东阳石洞书院创办时，郭钦止一次拨给学田、学山数百亩。叶适《水心集·石洞书院记》："东阳郭君钦止作书院于石洞之下，徙家之藏书以实之。"此等文献，累见不鲜。所以，捐书是地方人士资助书院办学的一种常见形式。 书院自行刻书也成为浙江书院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宋代的浙江书院很重视刻印图书，宋版书中有"书院本"，即指书院刊印版本。宋代著名藏书家与文献学家叶梦得（1077-1148）在评价当时各地刻书时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为下"。（《石林燕语》卷八，参阮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碑》按语，《两浙金石志》卷一五）当时如丽泽书院、泳泽书院等地的刻书都很有名。除上面已提到的丽泽书院的刻书外，淳熙年间泳泽书院刻有大字本朱子《四书集注》，严州钓台书院刻有《通鉴纪事本末》。当时钓台书院的刻印即由待省进士、州学直学兼钓台书院讲书胡自得掌工，从而说明了南宋浙江书院逐渐纳入官学轨道，书院也常常分担官刻书籍的职责。 书院藏书与刻书制度是书院教育制度的两个子系统。虽然藏书丰富与否，刻书与否并不是书院的根本，却深深影响着书院教育体制。或者可以断定，只有那些充分重视藏书、刻书的书院，才能真正体现古代书院教育制度的完整性、特殊性和优越性。